不管是地方政府、法院、债权人还是僵尸企业本身，都没有足够的动力让僵尸企业破产。这个问题本来是经济问题和法律问题，在中国变成了一个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
僵尸企业并不是一个新概念，它至少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。当时，经济学家在探寻日本经济衰退的原因时发现，一些生产率低、利润率低、甚至亏损的企业在过量吸纳宝贵的信贷资源，导致生产率高、盈利状况好的企业反而很难获得信贷支持。于是，他们把那些已经亏损、不具有偿债能力、只有依靠继续借债或补贴才能生存的企业称为“僵尸企业”。
僵尸企业虽然没有效益，但依然占有大量的土地、设备、劳动力等资源，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。2014年浙江省金华市摸底发现，三年无所得税入库企业共1542家，却在寸土寸金的浙中占地2.57万亩；另一方面，由于无生存能力，僵尸企业需要外界不断地“输血”，尤其是吸纳了大量的银行贷款，降低了非僵尸企业获得信贷资源的机会，抑制了后者的成长，从而降低了整个经济的生产率和经济长期增长速度。
在恐怖片中，一个正常人被僵尸咬过之后，也会变为僵尸。在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姚枝仲看来，僵尸企业也具有传染性。
“一个非僵尸企业因僵尸企业的存在而出现亏损时，要么被挤出市场，要么也变成僵尸企业。”他说，“更有甚者，如果银行因为支撑了太多的僵尸企业而不再盈利时，其自身也会变为僵尸银行。银行体系的僵尸化将更加广泛地抑制整个经济的活力，并造成新一轮危机。”
僵企卷土重来
中国这一轮清理处置僵尸企业始于去年年末。2015年11月、12月，国务院常务会议多次提出要加快推进僵尸企业重组整合或退出市场，要求今后两年央企要以提质增效为重点，对持续亏损三年以上且不符合结构调整方向的企业采取资产重组、产权转让、关闭破产等方式予以“出清”，并明确到2017年末实现经营性亏损企业亏损额显著下降。
僵尸企业的形成有一定的客观原因。一是上一轮国企改革后，一些劣质资产依然存续；二是受产业政策调整影响，在产能扩大后遭遇环保等约束，企业陷入困境却无力改制或破产。
上一轮大规模国企改革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，当时国企不良贷款把中国银行业体系推向了崩溃边缘。一轮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得国有企业的职工人数几乎腰斩，从1997年的7000万人下降至2005年的3700万人。
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周放生亲历了当年的国企改革，他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“那时改革有三个杀手锏，一个是债转股，一个是下岗分流，一个是政策性破产。”
在那轮国企改革中，遇到的最大障碍是“人往哪里去”和“钱从哪里来”。中国政法大学企业重组与破产研究中心主任李曙光，曾参与了当年一系列有关国企破产的政策文件的起草。他回忆说，“最后，我们想到了土地。”具体的做法是交纳土地出让金后，国企可以将土地使用权进行买卖，土地出售所得可以用来安置职工。如果这笔钱还不够，再由企业、社会和政府“三家抬”各出一部分，这就是当年的政策性破产。
“在中国国企有破产法都不能破产的情况下，能把国有企业的破产推动起来，应该说政策性破产是有历史功绩的。”李曙光反思说，“但在这个过程中，一些试点城市和企业还是想投机取巧，捞各种政策优惠，出现了一些‘假破产、真逃债’，损害债权人特别是担保债权人利益的行为与现象，政策性破产注定不能长久。”
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，中国为抵消全球经济放缓的影响，推出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。银行业按指令向国企增加放贷，而后者则一掷千金，兴建新工厂和购买新设备，扩大产能。
但这些产能很快出现了过剩，尤其是钢铁、煤炭等重化工行业。官方数据显示，到2013年，约42%的国企出现亏损。2015年，国企自2001年以来首次出现总利润绝对值下滑的情况。如今，国企和民营企业在资产回报率上的差距，已经达到二十年来的最高水平。
。
近年来，中国僵尸企业的形成，既有过去宏观政策刺激的原因，也有因为参与房地产市场过度使用杠杆的原因，更有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原因。
破产被堵，但清理僵尸企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今年全国两会期间，一位在央企出任董事长的政协委员抱怨说，他下属的一家企业重组失败后申请破产，却被“堵”在了法院门口，“进”不去，原因是“地方政府不支持，法院不愿意受理”。无奈之下，这位董事长给省领导写了封信。最终，行政力量介入后，法院才受理了这家国企的破产案。
企业退出市场的方式主要有两种，行政注销、吊销和司法型的破产。注销、吊销的方式简单高效，无须经过债权申报、破产宣告等程序，但可能会损害债权人的利益，有失公平。
